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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信息来源:慈溪日报  发布时间: 2017-12-13 09: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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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乡村的富庶是王朝盛世的标志,也留下了如“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等无数描写优美富足乡村田园生活的浪漫诗篇。
  新中国成立后,为赶超世界现代化的潮流,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确立了以城市和工业为核心的政策导向。在这一时期,乡村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导致了城乡不平衡发展的巨大鸿沟,而这一差距也进一步导致了乡村资源向城市流失。2016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攀升至57.4%,每年都有上亿农村人口、且大多数是青壮年,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农村老龄化日趋严重,乡村的衰落已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由此而催生了“三农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之后,日益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视,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把其称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一战略中,有几个提法值得探究。
  一、“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是一个战略性的提法。这个概念是基于过去的政策、做法之上而被提出来的。过去,我们制定对农村的公共政策,基本上是围绕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村的需求提出来的,即农村负责提供城市所必需的粮食和原料,其实质就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农业战略,农村发展的核心就是农业的发展,农民以提供农产品作为其主要功能,由此导致了整个乡村的价值被忽视。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政策的结果就是村庄的日益凋敝和没落。从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来看,城镇化带来部分村庄的衰退、消亡都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甚至使乡村丧失了发展的希望,则是不正常的。
  实际上,中国的乡村问题,农业、农民、农村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必须要面对的是乡村现代化问题。乡村的现代化不解决,乡村“往何处去”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十九大报告在原来的“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概念,体现了乡村现代化的理念。乡村振兴战略,旨在通过实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完善乡村治理等举措,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施行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现代化,反映了中央对农村定位的再认识,凸显了对乡村价值的重视。在这个定位下,“三农”不再是城市的附属品,农村不再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农业不再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工业,都具备了自身的价值,并通过一整套乡村治理制度的跟进,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发展。十九大报告对农村政策的总体表述,最终落脚到乡村振兴,既顾及了乡村的现实,也预示着下一步调整相关制度的方向。
  二、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并强调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报告中,“城乡融合”这一新提法取代了传统的“城乡统筹”概念。
  城乡统筹,主要解决的是城乡资源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十六大以来,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成绩比较显著,更好地实现了城乡之间公共资源的均衡分配,缩小公共政策差距。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政府占主导,而市场力量相对不足。导致的结果就是用城市去“统”农村,没有改变不平等的基础,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城市高度繁荣、农村持续衰败的局面。
  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乡一体化,是指城市和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协作,使城乡生产力优化分工,合理布局,最终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促进城乡健康、协调发展。
  相比城乡统筹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为:一是更加强调城乡地位的平等,形成一种互惠共生关系;二是更加强调城乡要素的互动,在实现市场化条件下形成要素的自由流动;三是更加强调城乡空间的共融,形成并无明显界线的连续谱系。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人、地、资本三者之间的融合。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是通过城、镇、乡村三者功能的分工,调整城市的形态:城市成为知识密集、产业升级的场所,而乡村则是文化的、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城乡之间的连接地带则成为产业重构的空间、适合人居的小镇等。在产业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土地资源配置对资本在城乡之间寻求投资的方向、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亟需改革土地制度,调整城乡土地权利体系来支持城乡互动,使得资源配置不仅考虑城市,更要考虑如何满足乡村出现的新业态。
  “城乡融合”概念的提出,表明城市化走到目前这个阶段,资源配置、发展的导向,在从原来的偏向城市转向城乡平衡发展。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也体现了政府主导下“以城统乡”思路的转变,更强调城市和乡村,两个板块共生共荣,共同发展。
  三、二轮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十九大报告还敲定了多年未决的一项争议:“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农地承包问题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此后,政策界就“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展开了讨论。
  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怎么使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更加稳定”。2028年,土地第二轮承包就要到期了,下一步怎么走,必须要给一个说法。十九大报告在原来的提法继续保留的同时,对于社会热议且争论极大的期限问题,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处理办法。需要明确的是,这句话的前提是“要保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即再延长三十年,不意味着三十年之后一定要调整政策。
  土地承包制度涉及到农民自身利益问题,是农民普遍关心的关键问题,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央再次强调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有利于保障农民权益。对于农民来讲,从一开始的承包期十五年,加了第二轮三十年,再加三十年,一共七十五年,又加上长久不变,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个表述明确了制度的稳定性,防止公权侵犯产权,维护了农民的利益。同时,农业投资周期长、回报慢,该项政策也促进了农村土地市场的有序流转,给农业投资者也定了心。在这一决定作出后,下一步,围绕我国农村土地改革,势必将出台新的相关政策,以保证政策的衔接性,进一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四、“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之一。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振兴乡村指明了方向。
  村民自治作为推进乡村治理的基本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民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阵地和乡村治理的重要平台。法治建设既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实施乡村法治,既是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的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需要。德治在乡村治理中起基础作用,能发挥道德的支撑和制约作用,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同时,德治与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两者在价值取向和导向上相向而行。通过建设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从而达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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